文物保护与开放需平衡，每天6000张门票基于多年研究——访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

文保工作者在莫高窟第55窟进行壁画保护、修复工作。 （敦煌研究院供图/图）

(资料图片)

“你想，这顶离地面9米高，下面肯定是看不到这些的，这种高度人为的破坏肯定是比较少的。” 水碧纹将南方周末记者的目光指向洞窟顶部的线条，古代工匠作画时打草稿的线仍清晰可见。

洞窟甬道底部成片壁画都已剥落。从今年开始，这些壁画将得到较为系统的保护修复。

在敦煌莫高窟第55窟的保护修复现场，脚手架顺着四壁和窟顶的形状填充满整个洞窟，方便壁画修复技师对洞窟各个部位的病害进行修复，工程涉及窟内现存的十尊塑像和513.61平方米壁画。

这座始建于北宋初年的洞窟是莫高窟宋代保存最好的佛教石窟之一。在中心偏后的位置设置有佛坛，坛上有背屏连接窟顶，而在洞窟四角的凹形浅龛中，还绘有四大天王。甬道上被剥落的西夏壁画下面，露出部分宋代曹氏供养人画像，实际上佐证了洞窟主人的身份，当时敦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第四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

自1944年敦煌石窟结束了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以来，敦煌对文物保护的理念和方式一直在改进。

以国家文物局批准保护修复的第55窟为例，壁画中发现的病害种类多样，包括起甲、颜料层脱落、空鼓、酥碱等十余种。

“现在修复上遇到最难修的就是酥碱这种病害，不可能彻底恢复原状了，这是最难修的。”2023年6月8日临近中午，正在甬道进行清污的修复技师殷志宏正小心地清除掉裸露的曹氏供养人像上残留的泥渍。洞窟内的温度计显示只有15摄氏度，而窟外的温度有近30摄氏度。

第55窟的保护修复只是这其中一个侧面。那么，如何更科学地加强对相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呢？最近，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对莫高窟的保护现状和经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水的破坏力很大

南方周末：从莫高窟的地质条件看，它所依附的山体看起来非常脆弱，这是否会影响它整体结构的稳定性？

于宗仁：虽然看起来有点脆弱，但总体上来说这种岩石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莫高窟这里的岩石叫第四纪沙砾岩，这种岩石在西北地区还是比较多的，典型特征是颗粒跟颗粒之间胶结物的含量比较低。在干燥环境下强度很好，一旦遇水就比较麻烦，强度下降得很快。所以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整体情况来说，它的整体或者局部结构还是比较稳定的。前几年我们也做过各方面的考虑，比如对发生地震时它的抗震性能做过一些研究，总体上结论还不错。

这一方面是因为岩石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知道稳定性跟开挖或者设计的洞窟结构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平顶的洞窟稳定性差一点，这类洞窟在莫高窟很少，大量洞窟是穹顶结构、拱形结构，稳定性会好很多，因为受力是比较均匀的。

不过，虽然整体上比较稳定，但也不排除它有一些隐患。比如说敦煌这里很干燥，但如果遇到比较极端的降水，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前后产生更多问题。

南方周末：那对于文物安全来说，这种来自水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于宗仁：敦煌这个地方看似很干燥，其实山体里面是有水的。一方面岩石里面本身就存在水，另一方面，局部区域存在裂隙，降雨或者降雪融化之后水可能通过裂隙渗下来。当然，现在敦煌地区没有很大的水，这个地方年均降水量大概20多毫米，最高40毫米，可能不及南方地区一天或一次降雨。可以说是极端干燥地区，蒸发量能达到2000多毫米，有的雨降下来还没来得及往下渗，就已经蒸发完了，这个也是莫高窟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一个原因。

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问题，上游山区植被保水不像南方那么好。这边虽然降雨少，但可能一年的降雨就集中在一两次，容易形成洪水危险。2000年到现在已经发生过四次大的洪灾，把沿途几座桥梁都冲垮了，这是挺厉害的。洪水最严重的一次漫到了火车站、机场，差点使火车站和机场都受灾，这可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莫高窟旁边的大泉河河道虽然很宽，一般情况下也没有很多水，但最严重时，水差不多要漫过堤坝了。本身水量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北方干燥地区的防洪跟南方不一样，平时没有那么敏感，河道里有些树枝之类的堆积物导致泄洪不是太通畅。

其实除了莫高窟，对于国内其他文物来说，导致文物毁坏的最大问题也是水。好在敦煌这个地方比较干燥，影响虽然有，但没有那么大。莫高窟的文物经过这么多年的持续维护，整体上应该是稳定的，但时间最长的洞窟已经1600多年了，它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局部还是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小问题。

南方周末：除了结构性问题，局部还存在哪些问题？

于宗仁：我们这个壁画洞窟里面除了它的结构，最重要的就是壁画。而这种岩石还有一个典型特征是盐分含量特别高，壁画最怕这种。因为岩石虽然很致密但也有孔隙，那么在有水的情况下，水就会从潮湿的地方往干燥的地方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水可能导致盐分在岩石里面活动，最后有可能导致它走到壁画表面。就像我们的食盐一样，它加到水里面就融化了，水蒸发了它又是结晶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破坏力。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除了盐分外，还有一些岩石存在沉积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外部崖体顶上有一些石头沙子，这几年大家都比较强调环保，生态好了，窟顶的小动物多了。小动物的活动就会产生一些小问题，比如它们在松软的沉积上踩踏，会导致原来的这个结构发生松动。这些动物包括老鼠、野鸡，个别时候还有狐狸，冬天的时候可能还有羚羊之类的动物，这些动物攀爬能力还比较强。而小的石块松动，可能对参观时的游客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我们也在积极排除这个问题。

全方位的风险监测

南方周末：历史上西北地区的大地震还是比较多的，据你了解，有没有洞窟在比较大的地震中受到破坏？

于宗仁：洞窟整体上的破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洞窟，其实更多的是主室，也就是最里面的一部分。原来的格局相当于一个二进或者三进的构造，它有前室，有前甬道，再前面还有木构的窟檐，基本结构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基本上所有洞窟的前室都坍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地震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崖体本身的原因以及洪水等等，再加上没有人维护。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情况，在1958年到1964年，我们国家极其困难的时候，上了一个加固工程，相当于建了一个石头砌的挡墙，把崖体挡住，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现在莫高窟的整个格局就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加固之后形成的，工程有效地防止了洞窟的坍塌。当然，在那之前洞窟已经残缺，前室基本都坍塌了。严格来说，除了个别小洞窟是完整的，所有大型洞窟都只是部分，不是全部。

南方周末：1960年代的保护可以称得上抢救性保护，那么目前莫高窟在常态文物风险监测上有哪些具体做法？

于宗仁：我们对莫高窟的风险监测是比较全面的。前些年，我们跟美国一个机构共同做过一个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游客承载量这个说法或者提法其实现在国内大家已经接受了，就是说对于一个景点，或者世界文化遗产，就像我们房子一样，它对游客的承载数量在一定时间段内肯定是有一个最高限的，突破了它就接受不了。针对这个研究，我们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游客在进入一个洞窟之后，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水汽达到多大规模后会对洞窟内部的环境产生影响，这个规模其实决定了游客的人数和游览的时间，因为内部环境变化了可能就会对文物本体也产生一定影响。

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其实在所有开放的洞窟以及一些重点监控的洞窟里都安置有传感器，比如说温度的、湿度的、二氧化碳的，还有一些可以监测结构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位移、形变。这是内部的，当然，内部环境肯定也会受外部环境影响。我们也会监测大气中的风、降水、颗粒物，还有一些污染的气体。现在的这种监测把向游客开放的洞窟和重点关注的洞窟都覆盖进去了，但不是说每一个洞窟。这个监测系统在国内的文化遗产单位中还是比较全的。

有了这种监测系统，通过常年数据的累积，就可以支持对文物的研究。比如它产生病害了，究竟是环境的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另外，它还可以有效地衔接、保障我们的管理，包括游客的管理。假设一个洞窟已经到达了它的预警值，作为一个参观洞窟，我们可能就要让洞窟先停止开放一段时间。

人流量是研究出来的

南方周末：究竟哪些洞窟可以开放参观是不少游客关心的问题。莫高窟有超过七百个洞窟，现在莫高窟的正常参观票只包括八个实体洞窟，具体是哪八个，这些线路是怎么设计的？

于宗仁：莫高窟现在大概有十几条游客路线，洞窟就跟我们的房间一样，前面如果进来一批人，后面的人就进不来了，它不像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那种是外面看里面。这种实际情况就迫使我们要设计不同的线路，比如常规的像是藏经洞，大家都感兴趣，洞窟也比较大，大家都要看，但是有些洞窟就只包含在单独的线路中。当然，不同的路线基本上都能涵盖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是说，看的窟虽然不一样，但内容都能包括进去。其他可以通过游客中心、陈列馆、美术馆等地方得到补充。

可能游客们有一个普遍的猜想，认为是不是别人看的好，我看的不好，吃亏了，其实看的都差不多，我们这里做面向游客的工作每次都考虑得很全面，我们前端的游客中心、接待的部门包括我们保护的部门组成了一个开放管理委员会，每年哪条线路，怎么设计，哪些洞窟可以开，哪些洞窟暂时不能开，这些都是要会商的，不是说哪个人做决定。比如前几天，我们发现一个开放的洞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就通过协商机制在内部开会，决定对这个洞窟暂时先做保护工作，暂停开放。

南方周末：游客路线如此多样，这种线路调整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于宗仁：线路调整总体上以年为周期，但是局部存在问题的话可能也会随时调整。比如说年初的时候定好了一个线路，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发现个别地方有问题，就会动态调整。这个调整体系整体上是面向游客的，从管理上来说，有一个委员会，包括院长、分管的副院长都是委员会的成员。

从具体的业务部门来说，我们前端既有文物安全相关的部门，也有游客相关的部门，比如，我们有个保卫处，它主要是维护游客的秩序，还有文物的安全，但是他们在一线，具体工作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另外，我们有个部门叫监测中心，它的职责就是根据日常巡查以及传感器传回的数据综合判断哪个洞窟的文物本体或者环境不太适合开放。我们保护研究所主要是做一些病害修复或者研究相关的工作，监测部门把信息综合之后就反馈到我们这，我们再根据他们前端提供的信息进行实地勘验，通过内部的一些会商来评估适不适合开放。如果不适合，我们就会向开放管理委员会反馈。

南方周末：现在莫高窟每天放出6000张票，每张票看八个洞窟，这个人流量的设置依据是什么？

于宗仁：文物保护跟开放参观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平衡。如果我们完全满足所有游客的参观需求，可能我们的文物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大。现在基本上每天6000张票，是基于我们大概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我们测算过针对不同体量的洞窟每天极限进去多少人会对文物造成影响，还要考虑游客的安全，避免在密闭空间里太拥挤。对于环境方面的指标来说，最主要的是湿度，再者是二氧化碳的含量。二氧化碳对文物有影响，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对人的影响更大一点，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如果人数较多的话，二氧化碳的浓度过高会令人呼吸困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温度，当然，另有一些其他指标也影响着洞窟所能容纳的人流量。

文物不可能永远年轻

南方周末：在莫高窟开放参观的洞窟中，不少佛像的面部都是黑的，这些有没有可能通过技术的手段复原？

于宗仁：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首先这种变化是由于在某个历史阶段采用这些材料的人对材料的认识不清造成的，换言之，就是材料的稳定性不太好。除此之外，可能跟湿度、微生物、光照等环境都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不可逆的，现在不管我们怎么弄，至少从目前来看不可能让它回到过去。

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了，我们肯定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途径，结合我们对中国壁画材料工艺的研究和一些古代文献的研究，去判断它现在模糊不清、黑乎乎一片过去是个什么样子，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比如一幅经变画，几个菩萨，有一些什么舞蹈、音乐或者装饰图案，当时使用了什么材料，大概是什么色调，每个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可视化的、数字化的手段，通过现在的一些虚拟技术复原过去的样子。但是这中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复原技术本身，而是我们的认识。就是说现在我们如何比较系统或者比较准确地认识到过去它的机理，要了解清楚它是基于哪种材料、哪种工艺，然后是怎么变的，一步一步通过实验室的研究结合现场的一些现象，了解它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关键还是研究。如果研究清楚了，把结论告诉搞色彩的人和搞虚拟复原的人，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下，复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当然这个很复杂、很难，但是我们力图接近真相。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开展这类研究的难点在哪里？

于宗仁：文物上的好多东西，虽然有很多的科学性在里面，但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现在国家也在提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比如我现在研究清楚了壁画是什么材料，什么色调，但这个结果可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跟搞色彩的、搞美术的、搞艺术的同事交流。通过他们的理解，加上我们的科研成果，形成一个共识，这样可能就更准确。科学是确定的，但是艺术就比较微妙。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尽量想办法通过一些复原的手段，让壁画回到最初的状态，比如最初它画的是唐代的一个事情，然后刚画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当然，这种复原只能是虚拟的，不可能在原物上动，因为壁画是非常脆弱的一类文物，相对来说又是文物中价值比较高的。它是艺术品，对它要慎重。

壁画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重现和复原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历经几百年或者是上千年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当下的一个情况，那么它过去是什么样？未来它会发展成什么样？这需要我们通过研究逐渐揭示答案。

南方周末：对科学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现实中目前的保护技术可以让壁画维持不变吗？

于宗仁：打个比方来说，其实我们做壁画保护研究的人跟医生差不多，只不过医生对待的是人，是活体，我们对待的是文物。我们现任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经说过，其实文物或者物质的变化从产生到消亡，是个自然规律，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多长时间的问题。我们希望文物的寿命无限长，但实际上它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就是让文物延年益寿，有个很恰当的比喻说法是，我们做的工作是让文物延年益寿，不可能让它长命百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或者媒体、公众对我们其实抱有很大的期望。一些比较简单或者比较表象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但研究就是这样，它也有一些深层次的、比较难的问题，未来可能需要逐渐随着技术、认识水平的提升来解决。这其实就跟医学一样，我们现在医学很发达了，发展到分子水平，DNA水平，比较过去几十年有很大的提升，但也不是说医学就能把所有的疾病都解决了。

数字化算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可以把当前它的图像信息，包括一些结构、三维信息真实地保留下来。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未来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增强技术，使现在看不清楚的地方能看得更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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